在下午的一齣戏中望见海洋,台湾独立厂牌的乐与路──任将达X张

在下午的一齣戏中望见海洋,台湾独立厂牌的乐与路──任将达X张

书与青鸟,在複杂纷乱的尘世中,从书本的青鸟进入灵魂独处的世界,思考书跟现实的连结、人和作者的知识脉络并深入自我,从中谱成一幅澄澈灵魂的意象。书店原始建筑的三角形窗,传递一个人无法独自生存的,需与大自然孕育共生,青鸟能穿越其中并互补于不同层次里,在面临世俗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让阅读重新定义自己的灵魂,让书店因独立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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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政今天请两位各选五张水晶跟角头历史上重要的作品,发现两位不约而同选的都是厂牌比较早期的创业作品,而任将达挑的第一张是黑名单工作室《抓狂歌》(1989)。

这张唱片承先启后了那个时代许多音乐人的创作,一路从台湾新电影运动、台语文学创作延续到开始出现以台语歌作为新的歌曲创作模式;戒严时期发片前都要送新闻局审歌的年代,到解严后可以不用送审,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这张前所未有全以台语演唱的专辑也代表着过渡期的时代意义,结合饶舌、雷鬼及台湾「杂唸仔」风格的前卫创作,带动当时流行市场出现所谓的「新台语歌运动」,开启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另一篇章。

任将达说:「西方音乐市场也是在这个时期有了新的进展,九零年代开始进入消费时代,唱片之所以开始卖的好也就是全球化的缘故,出现了所谓『五大集团』(华纳、环球、百代、博德曼、索尼) 这种重投资报酬率及获利成长率的『资本密集』产业。在这样的资本条件底下,各式各样不同类别的音乐可以被市场接受,同时也培养出了更多的创作者,随便做都能随便卖;反之,因为大家认为任何时间唱片就是会卖,造成音乐人跟消费者之间的关係只剩下『Consume(消费)』,大家可以回想『Consume』这个词就是在九零后开始出现的,很多社群团体的活动像在英国的足球支持者一定是称作『Supporter (支持者)』而不会是『Fans(粉丝)』,『支持者』的意思是去参与这个社群,共同去构筑一个环境,『Artist』与『Supporter』也是这样的关係,但当『Consume』进来之后,所有东西都商品化了,歌手很在乎自己的消量如何,大家也只会问歌手消量如何,当音乐只存在这样的介面之上时,音乐的本质和音乐人的态度都会被改变,音乐的价值就慢慢被抹灭掉了;而这样的负面价值延续至今日网路时代,一样用以前十首歌的专辑卖350的逻辑,将每首单曲卖35,完全没有善用网路的价值去思考,这倒是很可惜的地方。」

在开始讨论两人所选的五张专辑前,陈德政想先聊聊1990年水晶发行的陈明章《下午的一齣戏》这张专辑,封面还是刘开所设计,任将达说:这张是开创台湾所谓『storytelling』式的概念,整张专辑当作剧本去设计,每首歌都设定了场景,曲目顺序也像是导演的分镜表一样安排,这张唱片最重要是把台湾拆解成三部曲来说故事,而陈明瑜写的词也是专辑的灵魂,让画面变得极为丰富,而这张专辑也成为日后的新台语歌风潮的指标之一。

张四十三在歌林唱片时替黄乙玲做了《出去走走》这张专辑,找陈明章製作,伍佰也做了些编曲。同时期张四十三还企划了廖峻的《异乡人》这张作品,也是由陈明章与伍佰製作,大家耳熟能详的〈小姐免惊〉这首歌,最早就是由伍佰做词曲,收录在廖峻这张作品里,但由于《出去走走》这张销量不算很好,后来张四十三也就从歌林离职了。

1997年,角头编号000《ㄞ国歌曲》发行,是角头音乐的开山之作,封面插画写着「陈信宏」,当年还是学生的五月天阿信,自告奋勇说要设计封面。回顾这张专辑里收录的创作者,有五月天、四分卫、董事长乐团、夹子电动大乐队、萧煌奇⋯⋯等

九零年代那时也正值台湾地下电台兴起,这些以台语广播,观点不同于主流媒体的电台,还首创了电话Call-in即时播送的形式,吸引到不少民众,也影响了当时的党外运动不少。当初张四十三刚离开歌林唱片时就先去了绿色和平电台做志工,随后两、三年都将心力付出在地下电台的运作。那时为了要让电台拿到合法牌照而发起了募款活动,在各地举办了多场说明会,短短三个月就成功募到五千一百八十八万,成果发表会还是办在TICC,也因此带给张四十三很多成长,让他往后更有自信去办大型活动。

本来不太想做唱片,知道这行业很难赚钱,自己听的地下音乐其实也不多,真的就都只是听水晶唱片长大的,因为很有共鸣,后来在好友小刀和萧福德的合作下一起创了角头音乐并发行了这张合辑。

1998年一月的「华山论BAND」是角头音乐在当时还破旧的华山办的《ㄞ国歌曲》合辑发表会,除了合辑里的乐团,脱拉库乐团也有登台演出;投影片放出从文献里找到的图片,可以见到当时的华山还是一片荒芜,当时的记者会就办在现在Legacy门口的大道上,主持人则是请到陈文茜跟蔡诗萍,这些照片是来自摄影师林盟山的摄影集《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有趣的是当天华山的另一边却是在办TVBS100多桌的尾牙,两边同时进行,形成强烈的对比。

2001年ㄞ国系列第二部《少年ㄞ国》发行(角头编号015),专辑封面就非常引人注目,这个小男孩就是设计师萧青阳的大儿子,当时电视剧《飞龙在天》正红,他儿子很喜欢扮演里头的角色,所以就以这样的造型去拍摄。这张专辑收录了12个年轻的台湾乐团,包括了苏打绿、旺福、强辩、ECHO回声乐团、八十八颗芭乐籽⋯⋯等,承袭了上一张的态度,让角头成为了许多重要乐团的摇篮。

任将达选的第二张是1990年赵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来》,他同时也担任此专辑的製作人,这张是台湾出版史上最后一张被查禁的专辑,由于多首歌曲带有性或自杀等暗示,陆陆续续有家长们打电话来抗议而引起了风波,当年新闻局以「歌词粗俗不雅、有违社会善良风俗」为由,查扣了这张专辑,后来只好妥协将〈把我自己掏出来〉改成〈把我自己收回来〉,〈震动〉改为〈创造〉。事隔多年也有人建议去申请销案,但阿达觉得就让案底留在那里当作个永久回忆,也是留着作为一种警惕。今年安溥的演唱会上也重新诠释了这张里头的〈改变〉,电影《摇滚乐杀人事件》也选了这首歌,可见赵一豪在台湾摇滚乐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张四十三选的第三张是1999年发行,陈建年《海洋》(角头编号003),这张专辑也让陈建年获得了2000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张四十三笑说如果没有这张专辑角头可能很早就倒了,因为1998年角头刚从「恨流行」转出来,1999年开启了每年预计发行6张作品的计划,那年就报名了五张全都入围了金曲奖,包含张四十三自己也入围最佳作词。当初会找上陈建年是因为在做纪晓君的专辑时,看到作词人是陈建年,很好奇是谁把词曲写这幺好,一问製作人郑捷任(铁花村音乐总监)才知道原来他是纪晓君的舅舅,平时的职业是警察,因缘际会就想邀请他来合作,也多亏製作人郑捷任帮角头发掘了许多原住民音乐创作者,胡德夫、纪晓君、巴奈、陈建年都是他製作过的歌手,这张专辑也是回到陈建年台东老家的小型录音室所录製,虽然设备比较简陋,录製的效果比较粗糙,但也因为这样录进了虫鸣鸟叫这些大自然的声音,形成一种很天然的风格。回到前面说的,如果没有这张专辑角头绝对做不到20年,除了经济收益上的提升之外,还带给角头团队很大的力量,应证了「只要认真努力做,就算资金格局不够大,也能打败那些唱片大厂与巨星歌手。」

第四张是来自郭明龙(龙哥)在2004年发行的《Long Live》(角头编号026)。张四十三介绍龙哥的说法是:「大家都知道陈建年吉他弹的很好,但郭明龙吉他弹的比陈建年好,还奉龙哥为他的吉他老师,陈建年高中时就是听了郭明龙的音乐而得到启发,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所以我就想说要回溯这之中的脉络,就找到了他。这张唱片特别的点是,历时整整三年才完成,因为很多原住民歌手录音需要在『微醺』的状态才有办法录,有时候製作人先醉,有时候龙哥先醉了就没办法录,整张的录音过程是打破了唱片工业所有的製作格式,以田野採集录音的方式,在每次亲友小聚现场收音,也耗资了米酒千万瓶。最后录音时程实在太赶,就安排了一场在女巫店的演出,现场同步录音,最后专辑收录的多半就是那天在女巫店现场的版本。」

水晶的第三张是1991年《来自台湾底层的声音》,一张纪录台湾民间传唱歌谣的专辑,任将达说这张专辑是在当时都市化的时空下的产物,九零年代中产阶级崛起,国外的名牌厂商大量进入台湾,不同以往的新价值观开始建立,对比中产阶级以上较奢侈的消费模式,水晶想要做一些接近劳工与平民的生活价值的东西。不同文化观点与消费行为和音乐嗜好,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开始认为需要做出市场区隔,而开设了旗下新的音乐厂牌如「角色音乐」、「女歌製乐」,女歌推出的首张专辑就是雷光夏的《我是雷光夏》。水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多元化的经营,不单只是做台湾本土创作音乐,也带动了往后音乐产业有着许多小厂牌的趋势。

任将达说:「音乐作为载体broadcasting的意义是要承载讯息,能够传播出去长出新的东西,而音乐数位化之后,大量快速的资讯底下broadcasting的含意消失了,不再发展出新的东西,不再有新的次文化延伸下去,就像九零年代后期也出现反水晶的潮流,开始有其他独立厂牌不屑水晶,有不一样的独立宣言出现,也就是说独立音乐圈也有自己的反体制,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特定的icon时,底下就会有人想要冲撞你。」

张四十三接着下来选的也跟台湾本土文化很有关係,是恆春兮一系列三部曲的《工商服务》(角头编号011、017、027) 这三张是角头除了《海洋》外卖的最好的专辑,《工商服务》里的歌都不是用唱的是用唸的,模仿台语广播秀的内容,用戏谑的方式来反讽政治与商品等等。因为恆春兮跟四十三有相同的背景,当张四十三在绿色和平电台当志工时,恆春兮在高雄的南台湾之声电台当志工, 他们都会用电台的设备偷录一些有趣的对白或一些广告,加上想说外省人的相声卖很好,那台湾人为什幺不能做呢?张四十三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做一张让姊姊们听得懂的专辑,因为自己来自乡下,家人都不太理解在做唱片是怎样的场景,就想做一张让乡下的亲戚朋友能听得懂的专辑;这张一开始卖得不好,却因为隔年飞碟电台一个DJ Johnny 在节目中一直播,大家也都觉得真的很好笑,所以慢慢发酵卖得很好,后来还有许多海外的留学生特地买回去给父母们听,因为国外买不到这种东西。

讲到这些素人歌手,张四十三选的第五张《台湾阿兜仔》(角头编号014) ,是在台外国音乐人的合辑,当时看见许多外国人参与春天吶喊,而角头的海洋音乐祭正要开始举办,透过这些在中台湾生活的外国乐手,还能将人潮带往北部,张四十三想法是想要用音乐留下一些文化痕迹,这些外国人可能只来三年就再也不会回来,但他的声音能够留下。这张专辑可能很少人认识,但对张四十三来说非常重要,代表角头那时除了出版好音乐之外,也有许多想要推动的事情。

最后任将达选的第四、五张是:1994年潘丽丽的《画眉》和瓢虫的《瓢虫1997》。

「唱片的英文『Records』,原意就是作为一种记录文化传承的载体,并产出新文化。《画眉》这张大概是水晶唱片最后阶段的极限了,面临要选择在市场上继续保持独立还是走入主流。然而水晶从来没有做任何一张单纯以销售为目的的专辑,都是为了要参与社会,九零年代初几乎所有社会运动都能见到水晶唱片的身影,只要遇到弱势团体需要发声水晶便会到场声援,在这样的社群里头所建构出的情感与期待,造成这张唱片做完时开始担忧水晶的未来,就是因为水晶的成就并不是从很会做唱片而来,是一群人对社会的共鸣自然产生的文化,加上当时又遇到孩子与经济上的事情,才有了差不多该停下来的念头。就在宣布结束后,水晶的音乐总监何颖怡发起了『水晶万人后援会』,号召每人以新台币四千元购买等值的水晶唱片音乐产品,果真有许多人响应。这几年回想起来才惊觉原来水晶不是只由少数人所组成的公司,而是整个社会支撑起来的。到后来水晶的老员工林志坚出来开设『Scum』工作室,推出像骨肉皮、Echo、1976、瓢虫等乐团,到后来的『地下社会』,都是属于后水晶的次世代。会挑《瓢虫1997》也是因为这张是 D.I.Y.自资、自製、自发的CD, 也受到市场很大的肯定,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变,所以今天选这张作为结尾,水晶每个过程都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五张不是说水晶最好的五张,而是说明了每个阶段带来不同的反思。」

有观众提问:「会不会想要用募资的方式让『新音乐节』与『ㄞ国歌曲』重新筹备与发行?角头的『金光舞台车闪闪嘉年华』今年会不会在举办?」

张四十三先回答说:「角头自有的音乐节就是『爱爱摇滚帐篷音乐节』与『金光舞台车闪闪嘉年华』,2016年时两个一起举办,团队内部认为办得不甚好,所以决定以后双数年办『爱爱』,单数年办『金光』,所以今年就是有『爱爱摇滚』。至于『ㄞ国歌曲』重新发新就不太需要,有时候美的事物就让它停留在回忆里,让属于那个年代记忆锁上,好让自己在生命最后弥留的阶段能有许多这样美好的事物重现。」

任将达回答:「我觉得任何出版品都是有它的时空背景,由时宜的人、事、物组成,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跟这个领域的人接触,而这阵子才办了三个论坛,因为还是想再为音乐多做些贡献,也因为这样的机缘而发现台湾现在的演唱会活动,不管是商业或自发性的,遍及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尤其是暑假档期,表示这个年轻世代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与观点去传承当年我们在做的事,而我过去所做的也是成为别人带不走的回忆,我觉得水晶已经有做了很漂亮的Ending ,那些载体也继续在传承,也陆续有人开始感谢水晶的存在,对我来说这就足够快乐了。」

讲座尾声,主持人陈德政按照惯例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题是:「除了青春,九零年代对你来说是什幺?或者换个方式问,九零的什幺东西,至今依然留存在你的身体里面?」

第二题是:「如果可以搭时光机回到九零年代,重新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会是什幺?」

任将达先答:「九零年代对我来讲是罐头,我把自己关在罐头里头。我本来很喜欢听音乐,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可是一旦你做了音乐这个行业以后,你没有办法纯粹地去欣赏音乐,所以我就在我的宇宙里头,那个罐头里头。我在做唱片的时候几乎都不外出,跟外界很少联络,是水晶垮了、倒了以后,才有机会让我出来看看世界。所以现在认识的朋友、刚刚在聊的事情,很多都是水晶之后了。万一我可以回到九零年代的话,我大概还是会选择当水晶的倡议人,唯一的条件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喝孟婆汤,把现在我有的所有know-how都带回去九零年代,我就不会弄得那幺辛苦了。」

张四十三:「其实我今年刚好五十岁,我是一个很少会去想要回到什幺的人,这就是我为什幺一直坚持说,过去的女朋友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其实跟我的个性也有很大的关係。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很少思考,我也不愿意再回去了,我好不容易从以前那个环境,慢慢地成长到像现在我是一个拥有很多回忆的人,还要再回忆的话,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也觉得未必回到过去再把某一个状态再做,会做得更好,或选择得更对。

所以我现在思考的是什幺?我思考的是如何让角头完美落地,然后完美地结束,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刚才谈到所谓的数位化,比如说文化的、行销的数位化年代,其实我也感受到,角头在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圈,在那个阶段已经够了,够久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应该要往长远看,不能一直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我一直鼓励后代有更多人提出更多的行销模式,或是更多製作音乐的态度跟方式来取代我们,这是我期待的;同时之间,我也慢慢地让角头在流行音乐将来的两百年中,有一个很完美的ending。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要怎幺ending,因为我还有其他事要做,我读电影的,我对电影的梦还没有死,我还想再拍电影啊!所以这问题我真的难以回答,我真的不想回到过去,九零年代就是我刚好当兵、退伍,选择到流行音乐神采唱片,然后神采待不下去,就到绿色和平电台,然后创立恨流行,直到角头成立,大概就是这十年。

其实角头最辉煌的年代不在九零年代,是在2000过后,所以九零应该是我自己在吸取养分、选择、然后奋斗的那个阶段。应该是我比较幸运,选择到适合我的环境,吸收到对的东西,尤其在绿色和平电台那一段,我真的吸收到太多的资源跟知识,还有接触很多的人群,其实不要看我现在这样,我是乡下小孩,以前很害羞的,是出社会后要办活动,没办法,才开始尝试接触。所以我也还在思考,怎幺让角头结束,这也是一件满有趣的事情,比起做唱片、做音乐、做艺人还有趣。就是你还有能力,让一个自己辛苦培植起来的公司,让它怎样在这样一个乐坛消失或结束。也许是很快速的『啪!』就没有了,不要说再见的这种模式,也许是那种非常思念性的结束,都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任将达:「刚刚我说我回到九零年代还会做水晶的原因,说我会带着现在的知识回去,原因是上个礼拜五,我们办完活动,我觉得就这样结束好像有点⋯⋯所以喝了几杯酒,现场有几个朋友在。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席地而坐,突然其中一位朋友就站起来,跑到我这边来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先生到今天为止,像水晶这样的刊物都还留着,一堆一堆的留着。』最近我常碰到这些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听了很多,最后她泛着眼泪,我就问她说:『妳先生哪一位啊?』她说,他从小就黏在水晶,今年初因为癌症过世了。那个时候涌在我心头的就是,啊!原来我自己以为当时每天忙碌啊,在处理那些事情的时候,原来事隔三十年了以后,那不是一首歌的影响力,也不是一张唱片的影响力,而是在他的生活里头,在他的生命里头,就那几张flyers(传单),是这幺深深烙印在他心里。他年龄应该也三四十岁了,所以万一,我还可以回到九零年代的话,我还会做水晶,我会用上个礼拜五的心情,多cherish,多珍惜每个到水晶来的,或者只是单纯来拿一张传单,或者是来买一张唱片的人。所以现在我的心情是,万一可以选择坐Time Machine回去,我要跟年初还在,现在已经不在的那位朋友,说声,『谢谢。』」

而陈德政最后自己回答这两个问题:「九零年代对我来说就是三件事,我的答案很简单『最好的时光』、『萦绕不去的乡愁』、『 一场确实发生过的梦』,如果可以搭时光机回到九零年代,重新做一个决定会是什幺?大家一定想不到,是我可以少打一点麻将,多看一些世界经典文学名着,像:《白鲸记》、《罪与罚》、《金阁寺》我都没看过,那其实像到我这年纪身为一个写作者,这些书没看过还蛮愧疚的,但这个年纪又很难有时间心力把这些书好好看完,所以会希望九零年代的我多花些时间看书,因为音乐跟电影我应该吸收的差不多了。」

五场下来,听着这一辈音乐人在九零年代台湾正值解严后政治、经济、文化上剧烈变化之下,共渡了许多爆炸性冲击的青春,为他们的人生带来这般的色彩;不免好奇身为九零后出生的我们,置身于网路世代兴起与资讯爆炸的年代,未来在回顾这样的青春时,又会是怎幺样的场景?